简论当代中国邪教演变的历史轨迹(1)

　　一、任重道远——研究与治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性

　　自1999年春至今，我国政府积极推行各项综合治理措施，已经有力地遏制了邪教势力猖獗的势头。但从当代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展望，治理邪教的工作不能奢望毕其功于一役，依然“任重道远”。

　　研究与治理邪教工作的重要性可以包括以下三层含义：

　　第一，从世界邪教持续滋生蔓延的趋势考察，研究与治理邪教的工作十分迫切。当今，世界各地邪教恶性事件频繁发生，表明世界范围内邪教正处于活跃发展时期。许多邪教组织，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、中国的**功等，遭到政府严厉打击后，纷纷变换策略，或地下活动，或网上横行，妄图建立网络“神殿”。它们利用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，宣扬异端邪说，发展信徒，对抗现实社会，开展跨国活动。2001年初，美国《发现》杂志评述20种威胁人类社会的天灾人祸，其中之一就是邪教组织“妄想建立新世界”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，特别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，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影响力逐渐增大。面对时代变革，必须面向世界，对新世纪威胁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，当然包括邪教势力的危害，开展战略性前瞻性研究，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理。

　　第二，从我国历史上秘密社会的文化传统考察，研究与治理邪教的工作十分必要。中国秘密社会的渊源久远，经明清两代，发展迅猛，教门繁多，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社会运动。作为下层群众的集合体，它们大多在原有社会组织之中另立系统。成为正统社会秩序的对立物。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，民间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更加庞杂，遍布大江南北，名目达三四百种，信徒多达数千万人，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，举世罕见。其影响渗透社会各个阶层。余脉延续至今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当代中国的邪教滋生呈现出波浪起伏的趋势。每隔数年就滋生出一些新的邪教组织，可谓“打之不尽，取缔难绝”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痼疾。研究中国秘密社会从古至今的演变脉络，不仅有独特的学术价值，而且有积极的现实意义，可以为当今治理邪教组织、打击黑社会势力，提供翔实的历史依据和政策参考。

　　第三，从当代邪教对中国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危害因素考察，研究与治理邪教的工作十分艰巨。21世纪开始，我国进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。国民经济持续、快速、跨越式发展是这一时期历史前进的主题；以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，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新时期重要的特征。加大力度，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，势在必行。整个社会发展将处于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时期。创新要素与原有要素的多元并存和相互冲突，使社会整体稳定性系数降低。能否保持社会稳定是党和国家确定改革方案、步骤和时机的重要因素和前提。

　　在改革攻坚阶段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十分敏感和相对脆弱。社会的转型与动荡，为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泛滥带来契机。因此，正确识别邪教组织，防止邪教势力蔓延，打击邪教的罪魁祸首，解救受邪教迷惑的民众，是一项紧迫、艰巨、长期的社会工作。

　　二、演变轨迹——当代中国邪教演变的两个阶段

　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，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。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，空前的社会变革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。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，形成“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”的社会土壤，当代中国的邪教就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滋生的恶性毒瘤。当代中国邪教有的是本土原有“会道门”的沉渣泛起，有的是国外异端教派的渗透传播，也有的是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。20世纪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，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扩张，进入21世纪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，当代邪教势力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。

　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历史背景，当代邪教现象的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。

　　(一)第一阶段：1979～1992年，境外邪教渗透传入，境内邪教滋生蔓延

　　20世纪80年代初，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于农村。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，也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。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，农民已演变成经济利益各自独立的不同群体，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。农民对现代社会实行的法制与经济手段适应性较差。新的基层管理体制建立滞后，人心涣散，弊端滋生。农村改革转型时期，社会结构的失范，基层权利的弱化，主流价值的失落，使邪教势力趁机死灰复燃。特别是在落后的偏远地区，迷信、巫术文化传统久远，社会土壤深厚，有利于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发展。

　　据治安部门统计，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即会道门，每年都以10%～30%的速度增加。全国除西藏外，各省市都有邪教组织活动。其中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等省邪教势力较为猖獗。其势力活跃的地区主要是偏远山区和农村，这些地区大多经济落后、交通闭塞、传统迷信文化浓厚。这些邪教组织多数为余孽势力的死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