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论当代中国邪教演变的历史轨迹(4)

　　2、非法敛财

　　邪教教主通常采用秘密结社的方式，要求信徒断绝或疏远与家庭和社会的联系，对教主奉献出自己的一切，包括思想、财产乃至肉体、生命。教主攫取信徒的“捐献”，非法敛财，骄奢淫逸，肆意挥霍。“中华养生益智功”、“沈昌人体科技”等“特异功能大师”，通过种种非法手段聚敛了巨额财产。

　　3、暴力行为

　　邪教教主大肆宣扬世界末日，制造恐慌气氛，使信徒狂热盲从。当教主感到其“神”的地位受到威胁，便铤而走险，以世界末日来临为号召，煽动信徒暴力相抗，激烈反抗社会，以自杀、枪战、放毒等疯狂手段，造成惨烈的社会危害。举例言之。10月，韩国“达米宣教会”宣扬世界末日来临，策划“集体升天”，引起社会骚乱，殃及我国吉林省等地区。韩国“达米宣教会”从1992年3月起，向我国大陆渗透，重点在朝鲜族基督教信徒中发展成员，建立组织。同年7月，该组织派人到北京、上海、湖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山西、广东等14个省、直辖市，散发《天国与地狱》传单50万张，宣扬世界末日来临的邪说。许多信徒惊恐不安，昼夜祈祷，准备“集体升天”。在吉林省梅河口地区，“达米宣教会”秘密举办8期培训班，成立“十月福音总会”，煽动组织信徒“集体升天”。10月，吉林省13个市县的33个乡镇，直接参与“升天”活动的信徒达1200多人。受蒙骗的信徒极度狂热，夜以继日，集体祈祷。“集体升天”的方式五花八门。辉南县170多个信徒准备到小椅山水库中心，“乘天梯上天”。九台市23名信徒，服装整齐，等待“升天”，宣称：“如果耶稣零点不来迎接，就采取集体自杀的办法升天”。当地政府迅速采取有力措施，及时制止了“集体升天”活动，遏制住这股邪教势力的蔓延。

　　四、性质界定——古今中外文化渊源辨析

　　邪教的性质如何界定？邪教是不是宗教？邪教是否具有宗教性？这是亟待深人探讨的理论难题。在我国学术界，研究这一命题，既直接关系到治理邪教工作的指导思想、政策策略，也直接关系到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物的管理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。

　　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来考察，当代邪教是全球新宗教运动的极端产物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世界各地相继兴起一批新兴宗教。这是当代宗教世俗化的特殊形式。与此同时，非传统宗教流派中滋生出一批极端恶种——新生邪教。据统计，全世界邪教组织约有3000多个。研究当代邪教现象，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。历史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、法学等各学科的学者，都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范畴开展研究，目前，国际学术界对此尚无统一确切的界定。

　　作为中国历史学者，笔者首先从中华民族文化渊源中梳理中文邪教一词的含义

　　(一)在中华民族文化渊源中邪教的含义

　　从历史学、语言学诠释，邪教本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。在中华民族泛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中，邪教主要是政治学概念，考察其危害社会稳定的含义，远远超过辨析其歪曲宗教学说的含义。

　　与“圣人以神道设教，而天下服矣”相对应，出现“邪教以神道惑人，则天下乱矣”的政治术语。其意为，邪教利用神道，蛊惑民众，则天下大乱。因此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把一切非正统的民间秘密教派均视为邪教。

　　民间秘密教派，被指责为邪教自南宋起。宋高宗绍兴三年(1133年)，吴郡僧人茅子元在滨山湖创立净业团体——白莲忏堂，自称“白莲导师”。教徒半僧半俗，吃斋念佛，男女同修，号“白莲宗”。朝廷以妖妄惑众罪，将茅子元流放，白莲宗被取缔，佛教正统视其为异端。136年后，即南宋成淳五年(126年)，天台宗沙门志磐笔伐白莲宗，抨击道：“受其邪教者，谓之传道”。

　　明太祖朱元璋因参加“白莲教”策动的元末红巾军起义，登上皇帝宝座，深感民间秘密教派对王朝统治的威胁。他下令在《大明律》中增加“禁止师巫邪术”的条款，严厉制裁“巫师假降邪神”等“一应左道乱正之术”。明朝末年，朝廷已在官方文书中，指责民间宗教——无为教(即罗教)为邪教。礼部焚毁罗教的《五部六册》经版，告示公众，标榜此举“毁邪教以正风俗”。

　　清承明制。清朝政府相继颁布多项法令治理邪教。顺治十三年谕令中规定，“凡左道惑众”、“履行邪教”，“加等治罪”。此后，清廷一再谕令查禁邪教。乾隆皇帝强调指出：“邪教煽惑愚民，最为世道人心之害，不可不严切根查”。

　　五四运动宣扬科学和民主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。而多数民间秘密教门执迷不悟，教义更为芜杂混乱，政治倾向复辟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