素说的定义。他认为，宗教从萌芽到成型的发展历程，可以归纳为“宗教观念→宗教经验→宗教行为→宗教体制”的逻辑序列过程。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内在要素(观念和体验)与外在要素(行为和制度)的综合和统一。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，将宗教视为一种社会体系，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，又有作为社会实体的行为礼仪、组织体制。吕教授提出的宗教四要素定义，是一种比较严谨的宗教概念。
依据严谨的宗教界定，中国主流社会将传统的制度化宗教(如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等)视为宗教组织，并且提出“邪教不是宗教”的命题。这一命题具有相当的社会功利性，因为就社会功能而言，正统宗教与邪教有着质的区别。在治理邪教的工作中，既有利于将邪教驱逐出“宗教信仰自由”的法律保护圈，又有利于激励宗教界人士批判邪教。然而，这一命题在实践上的积极功能，并不能化解理论界学者的质疑。
随着治理邪教工作的深人开展，当代邪教具有宗教性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。当代宗教学专家赵匡为先生指出：邪教组织的宗教性，与传统宗教既有本质的区别，又有一定的联系。不了解邪教与传统宗教的本质区别，就不可能揭露邪教反社会的罪行，不利于消除邪教这一社会毒瘤；如果看不到邪教与传统宗教存在着一定的联系，就不可能充分认识到邪教在群众中的欺骗性，同样不利于完全消除邪教这一社会毒瘤。
邪教的宗教性与邪教的起源相关。邪教教主创教时，大量剽窃传统宗教经典的某些教义，歪曲诠释，自立派别。邪教组织在传教活动中，经常利用传统宗教信仰观念和祈祷仪式，迅速确立其教主的权威。
“**功”之所以迅速扩展蔓延，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某些宗教因素。起初，它以祛病健身为名，传授气功，并以“真、善、忍”为道德旗帜，借以惑众。“**功”站稳脚跟后，**功重点宣称“修炼法**功”，“度人上天”，俨然是传播“佛法”的教主。
如果对邪教具有宗教性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，就难以认清受蒙骗群众痴迷不悟的复杂因素，就会对教育转化工作的艰巨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。事实表明，部分痴迷者之所以顽固难化，其症结在于，他们认为邪教的宗教性说教是“正信”而并非邪说，认为自己信教是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正当行为。
如何促使受蒙骗的信徒摆脱教主的精神控制，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。邪教组织通过洗脑灌输、精神控制等方法，改变信徒的世界观、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，使他们逐步丧失与社会交往的能力，在心理上、情感上完全依赖邪教组织。以“**功”为例，**功将现实社会描述为罪恶泛滥、即将毁灭的世界，而将其理想世界描绘成辉煌灿烂、幸福永恒的天堂；将邪教信徒捧为超世脱俗、能够“圆满升天”的“非常人”，将社会民众贬为不屑一顾的“常人”，或将被天灾毁灭的“恶人”。这种教义使邪教信徒获得一种“自我神圣感”，并由此获得独特的生命的价值。在他们内心深处，邪教理念不断被强化，自觉抵制任何对邪教信仰的怀疑、批判。若要他们抛弃其邪教信仰，无异于使其整个精神世界崩溃。许多痴迷者怀着类似捍卫真理的执著，以精神偏执症的思想行为逻辑为邪教辩护，对不利于邪教的事实矢口否认、视而不见。极少数痴迷者不惜以死抗拒社会治理邪教的行动，自杀、杀人，蔑视生命，成为邪教的殉葬品。
近年来与邪教斗争的实践表明，群众受邪教教主欺骗的原因十分复杂。必须承认，有相当一批群众因为有某种宗教信仰需求，而受蒙骗误入邪教组织。邪教教义中的宗教内容，既成为满足他们宗教需求的“精神寄托”，又成为驱使他们效忠教主的“精神枷锁”。由于“精神寄托”掩盖了“精神枷锁”的本质，“精神枷锁”又通过“精神寄托”来实现其目的。这不仅容易模糊邪教反社会的本质，增加铲除邪教的难度，而且更是一些受蒙骗的信徒不愿和不敢脱离邪教组织的重要原因，致使邪教组织屡打不散，久禁不止。
在帮助受蒙骗的信徒回归社会的工作中，对于因有信仰需求而误人歧途的信徒，如何逐步改变其思想信仰中的有害成分，仅仅依靠亲情感化、心理治疗等方法仍难以有效。信仰的问题十分复杂，涉及的领域、思辨空间十分广阔。有些问题缺乏实证标准，有些问题如有神论与无神论、唯物论与唯心论等已经争论了上千年，还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。江泽民指出：“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，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。”在社会主义社会，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，属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。对因有信仰需求而误入歧途的信徒，仅仅以世俗社会的是非准则，以无神论的思辨方式，来打破其精神枷锁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。应当正视这部分受蒙骗的信徒中存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合理因素，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转化工作。正确甄别邪教教义中某些貌似合理、实则有害的因素，以适当有效的方式，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，并引导他们找到健康的、合适的精神信仰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帮助他们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，重归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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